胡锦涛同志“七.一”重要讲话，深入总结了建党以来的三件大事、三大成就、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五个必须、四条根本经验四条大政方针以及新时期必须要完成的两大目标。在谈到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时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胡锦涛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描述，言简意赅，明确了这种文化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表现形式是民族精神，作用是激励全中华民族，达到的目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必须要对国家、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其成员具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确认和民族认同，具有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也就是说，民族意识是国家意识的基础，国家意识又引导民族意识，有了民族意识，才能效忠于身处其中的国家。但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极少有真正的民族概念。在《左传》、《论语》中，把现有中华民族分为华夏、东夷、西戎、北狄、南蛮。不像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后，所有国民就只有肤色的区别，没有种族的区别，都是美国人。尽管他们也来源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 既然把中华民族分为华夏和蛮夷，蛮夷代表的是落后、愚昧、就该驱逐、奴化、教化，更容不得蛮夷之族执掌大权。直到清朝，大量的汉人还反清复明，不管明朝是如何的衰落、黑暗和腐败。

    实际上在古代历史上，我们没有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的区别，有的只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区别（直到今天，国人个人识别系统中还有民族区别，一直强化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概念，以至于大民族概念和小民族感念时常在大部分人群中相互混淆）。就是我们历史上塑造的一些民族英雄如霍去病、岳飞、文天祥、于谦等，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民族英雄，只能算汉族英雄。站在中华民族角度看，他们不仅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内战份子。

    近代以前民族概念的缺失，是国家概念薄弱的直接原因。现有中国国家的概念中，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但在古代却没有这样的国家概念，我们只有“天下”的概念。儒家先贤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这个“天下”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那时，王、候封地也称国，类似的还有“邦”，大的叫邦，小的叫国，实际是一个小区域。春秋时代，诸国林立，引起人们对一个统一的“天下”的向往，于是天下观念应时而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一观念更深入人心。在“天下”思想支配下，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天下。历代的中国所代表的是近乎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由于“天下”观和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国家与国家的对立相反，人们无法感到建立国家的必要，甚至连“民族”、“国家”这样的意识也难以具备，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

    直到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第一次完整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认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1911年，外蒙古成立所谓“大蒙古国”，内蒙古西部22部34旗反对祖国分裂，通电全国说：“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同系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政治文件中，少数民族代表共同决议宣告自己的民族属于中华民族。自此以后，中华民族泛指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观念开始普及。到了抗日战争，大民族概念得以深入民心。同时，国家概念也因民族概念的建立而完整。

    中华民族并非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具有相同血缘、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的真正民族，而是一个地域上的、政治上概念，通过文化的融合和同化，具有了或绝大部份具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品格，是一个勤劳勇敢和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以繁荣的经济、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科学成就，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族、文化、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文化是民族和国家的基础，是民族和国家形成历史上的强大力量。

    普遍的，包括马克思关于民族的理论定义中都有“宗教”的概念。宗教国家的民族和国家意识来源于古老的宗教文化。基督教的耶稣和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分别以上帝和真主的名义教会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个人意识、博爱意识、鼓吹民族的战争与掠夺，这些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有表述。由于中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国家，是什么样的文化激起了中国的国家和民族意识？

    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其繁衍了、壮大了，自然吸纳不同的人群参加。虽然种族在血缘上有排它性，但中华民族认为，只要外来者接受、认同我们的文化，就会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初就是由许多不同的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的发展也表现出重文化而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所以，文化认同成了联结各族儿女形成中华民族的显著特征。其它特色还包括族群的杂居、血缘的交错以及同文化的认同、融合、交流形成趋同的习俗、相近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

    美国政治学家享廷顿指出：“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的人”。文化的积淀不仅包括语言、文字、服饰、艺术，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康有为说，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理想、价值、道德都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文化中，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宝贵的矿藏资源和今天的理想、价值、道德的原始内核。

    现代新儒家学派学者杜维明说“在行政技巧、精英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大众道德语话方面，儒教的教谕是如此地居于支配地位，以致中国、韩国和日本明显地是‘儒教’国家”。

    为什么儒家文化影响如此深远，不仅是缔造中华民族的核心力量还影响了其他国家？儒教是不是宗教?

    虽然从形式上看，缺乏明确的宗教仪式和具有明确宗教身份的信徒，在中国历史上，儒教实际上是发挥着教化功能的、得到国家支持的具有宗教性质的文化体系。政治体系就是宗教体系，皇帝就是教皇，官僚就是教士。通过西汉董仲舒的努力，“独尊儒术”，儒学完成了初步的神学化，儒学也被官府“定于一尊”，确立了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到了隋唐，经历了与佛教、道教的交融，及至宋明以儒教伦理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修行方法，宋明理学出现，标志了中国儒教的完成，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儒教的系统教义（《大学》、《中康》、《论语》、《孟子》）。

    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中国的传统文化大全于《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方式编纂，虽然在编书过程中毁书不少，但编成的有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000余册。

    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为核心，主张以道德感化人，道德以耻感为底线。讲究六德：智、信、圣、仁、义、忠；注重六行：孝、友、睦、任、姻、恤。

    具体表现如：《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朱熹注为“尽之”，实为专注于事、鞠躬尽瘁的坚韧品质；《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思想；《论语》“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高尚品格；《论语》“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形象；《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论语》“修已安人”，加强修养，贡献他人的服务意识。

    传统文化归纳起来有十大特色：勤劳奋发，爱国创新，仁政恤民，廉洁奉公，轻利主义，自强不息，尚能选贤，敬老慈幼，诚信谦和，胸怀博大。

    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一是倡杨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理想；二是推崇仁爱治国，主张人际和谐；三是重视个人服务社会的人生价值；四是追求精神境界，强调道德修养，向往理想人格。

    这些都在骨子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性格。还有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理论如：“小康理论”与庄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天朝田亩制度》“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是一脉相承的；“以人为本”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脉相承；“科学发展观”与《庄子言》“天地与我齐生，而万物与我合一”又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今天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人们的道德、行为、价值取向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例。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结构、价值象征、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激发了爱国意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就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关于爱国的表述有：《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西汉贾谊《治安篇》“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先天下之乐而乐……”，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

    实际上儒家文化产生于国家动荡时期，诸侯混战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文化中自然充满爱国情怀。

    “君子有终身之忧”是孔孟思想的基调，心有所忧，便积极入世治世，因此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修已安人、济世安民，不仅使古代造就了大量英雄豪杰，也培养出一种深厚而浓重的对国家命运的挂念关怀之情。儒家这种心怀天下的价值取向，把国家整体利益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为爱国情感的滋生准备了浓厚的社会心理氛围。因此有了陆游（南宋爱国诗人）写下了“位卑未敢忘国忧”的伟大名句，顾炎武（明朝思想家）写下了震耳发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千古名句。

    修身齐家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没有国哪有家？所以先贤们选择大众利益而非个体利益，于是儒家尤其宣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和先国后家。这种尚公的集体主义倾向，为古代爱国思想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伦理支持。在中央集权时代，君主是社会利益的代表，忠君等于忠国，公与忠君在历史和逻辑上是一致的。

    大公无私表述的就是社会整体利益至上。历史上的杰出爱国志士，无不遵循先国后家的政治与伦理准则，如明朝戚继光（剿灭日倭寇），郑成功（收复荷兰占的台湾），清邓世昌（中日甲午战争）。这种价值选择也培养了大量的清官，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西门豹，西汉赵广汉，唐朝徐有功，汉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等，既提高了政府的威望与形象，增加了人们对社会的信心，人们对民族的认同感也随之加强。

    虽然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有其局限性，但对中国的爱国传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文化的爱国传统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成长，成就了中国人忠诚、热爱、报效国家的一种情感、思想和行为的社会意识形态，以民族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

    民族精神一词起源于18世纪文化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德国，1904年传入中国，但时人更喜用“中国魂”，“国魂”，“国性”等词。梁启超是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先驱，可以说是近代伟大的思想家。1899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魂安在乎》，总结了中国魂的核心是爱国心和自爱心。他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有五：一是道中庸、重和谐，二是重统一与团结，三是重德，四是重爱国，五是重人文，向往人类大同。

    近百年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近30年来中国的非常崛起、 5.12大地震，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民族精神表现为万众一心的爱国、团结一致的互助、自强自立的拼搏、不怕困难的牺牲、宽厚博大的仁爱。

    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大力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包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团结统一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的基本要求，是中华各民族得以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爱好和平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扩展和延伸，为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外部支撑。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实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必要前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本体现。

    胡总书记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总结和继承，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表现为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今天，中华民族精神表现为抗震救灾精神、改革创新精神，在我们疾控部门，表现为疾控精神。

    几千年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不断继承、弘扬、丰富、发展，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