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四川民革”网站上《阅读红色经典滋养理想信念》一则消息，民革四川省自贡市中山学校支部党员陈文邦眼前一亮：民革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郑学炳在读书小组座谈会上殷切勉励青年干部好读书、读好书，把读书作为一种习惯，不断提升思想理论素养和工作能力水平。
    有感于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简直嗜书如命，一生读书教书、爱书写书的陈文邦，正值世界第22个读书日来到之际，从自己多年的文稿中选出七篇发给本网，名为“书话七篇”以纪念世界读书日并激励青年干部热爱读书、读好书，从而养成爱读书的习惯。
    陈文邦，笔名瓜地，刚刚从自贡市教科所中学语文教研员岗位上退休，四川省特级教师，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已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散文》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散文《竹根雕者》被收入《北大基础教育文库・新人文读本・小学高年级:春天卷》。主编有《初中语文现代文阅读指导》，出版有散文集《荷塘上的飞翔》，合著有散文集《三角梅・九重葛》等。

    附：陈文邦“书话七篇”

                             爱好人生滋味长

    翻阅《生活的艺术》，看到林语堂称陶渊明为“人生的爱好者”时，不禁微声一笑。何谓“人生的爱好者”？林语堂似乎偷了个懒：   “要我描写这种人生的爱好的性质是很困难的”。不管林语堂如何耍巧，这称号本身就是一个含着微笑的智慧。谁不爱人生？滚滚红尘，烦恼困厄虽然多，好死却不如赖活。活着喝茶水酒水，活着听乐音噪音，活着看人流云流――活着终究是件大好的事。而爱好人生者因能将一双脚从尘网中拔出来，“站在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活得愈是有滋味了，所以林语堂还是不止于表象地说：“陶渊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他在《归去来辞》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酷爱人生的情感”。
那么，这滋味像什么呢？绝然不似麻将瘾。身在方城外，东南西北任挥遣，俨然大将军，却无法把一颗心从输输赢赢的魔阵中拈出来。也绝然不似金钱欲。有钱能使鬼推磨，能使鬼为你推磨呀，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快乐？但是，若阴阳易界，在对金钱的疯狂捞取中，你不亦成了一个“鬼”么？
    这“人生爱好者”的滋味还真不好说透。一种长途跋涉中驻足片刻的欣赏？一种微熏却并非醉眼朦胧的解剖？一种不用借助典籍或化学物的鉴别？一种举重若轻或举轻若重的把握？都是，又都不全是。
    看来，要做一个“人生的爱好者”真是不容易。别的不说，你看今日之神州，高楼深院有多少“协会”，但就没有一个“人生爱好者协会”。究其缘由，恐怕那入会条件就没有一人能写得出来。就是写出来了吧，这大千世上的活着者，你能审定谁能入会谁不能入会？就算入了会吧，那会员之人生就与非会员之人生因此迥异而凭添一道光芒了？甚或高出非会员者一等了？
    读点书的人都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他并没逃离人生，所以林语堂说“陶渊明是酷爱人生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解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这种闲适惬意的生活质朴而平常。能把这种质朴而平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关键的一点，就是心灵发展要达到那种真正和谐的境地。与林语堂的这个论点一致的，还有柏拉图的人要不断修为，“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
    “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一个没有对“做人”与“做事”有透彻领悟、心灵进入和谐境地的人是怎么也说不出这样的话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高中同学从北京寄给我一本《朱光潜美学论文集》，在那书籍极为匮乏的年代，这无疑是一本难得的好书。30多年过去了，在我眼里，朱光潜先生是可与陶渊明并提的一位现代的“人生的爱好者”。
    李泽厚先生曾是朱先生的“论敌”，他后来撰文回忆，当年朱先生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李泽厚的文章是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中最好的。 在文革中，这两位“论敌”还曾偷偷小聚，把酒畅叙。朱先生曾说，人活在世上，不要看风行事，应该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老实人。
1984年春天，朱光潜完成了他最后一部翻译巨著DD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体重只剩35公斤，夏天他就病倒了。朱光潜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中国的美学研究还很落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料不足。我多翻译一些，可以为后人研究提供方便。”他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除了吃中午饭，他不离书桌不下楼。夫人和女儿嗔怪他：“简直着了维柯的魔了！”小外孙说得更形象：“和外公讲什么他都听不见，一讲维柯，他就活了！”历经三个寒暑，47万字的译著终于全部脱稿，可惜朱光潜等不及看到出版的新书了。
    你看朱光潜先生做人何等洒脱，没有宽阔无碍的胸怀，能与“论敌”把酒畅叙？而其做事又是何等执着，痴迷，直至把生命的血肉融入他的美学译著。
    要作一个真正的人生爱好者，就要既“出世”又“入世”，人的双脚是离不开大地的，但却不能陷进名利的尘网，实现了心灵的真正和谐，人生自然就活得有滋有味了。

                            不亦快哉，“陋室人”！

    一篇文章演变为一种文体，至今被人不断效法或仿写，就我所见，只有《陋室铭》和《不亦快哉》两篇。有人会说，还有《七发》，不错，但至曹植的《七启》之后，这种散体大赋的仿写就鲜见了。而仿《陋室铭》和《不亦快哉》则成了现代文坛上下的一种奇观，大家写，小家也写，甚至有的老师当作业让学生孩儿写，略一收集，“铭”不下百，“快哉”上十，玩味之中，竟有些感觉或曰发现，心里自说也不枉了这番小功夫。
    刘禹锡的《陋室铭》假陋室写德馨，言简义丰，声韵和谐，易诵，当然也易传了。故而仿作甚多，今只举一：
    友不在多，知心就行。貌不在美，心仁则灵。斯是好友，唯吾真情。遭难舍身救，遇喜共分享。彼此存信任，处事有默契。可以同生死，共患难。无争吵之乱耳，无猜嫉之劳形。战国廉蔺交，盛唐李孟情。好友云：“君交如水。” 《交友铭》 
    这些仿写，数着空空填字，对着位子写句，现象是摆了，意思也有了，但直白如水龙头放自来水，全把借物抒情这一“花”搞忘了，《陋室铭》不成“铭”而成了一词牌了。  
    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严格点说不是一篇文章，它是金圣叹在批注《西厢记》卷五之《拷艳》时顺手写下的一段注文。经后世作家不断模仿，一段批注居然嘎然卓立为一篇《不亦快哉》，这恐怕是金圣叹也未料及的。今之仿手中，高手多多，如林语堂、梁实秋、李敖，还有三毛、贾平凹等等。
    看几则李敖的：
    其一：仇家不分生死，不辨大小，不论首从，从国民党的老蒋，到民进党的小政客、小瘪三，都聚而歼之，不亦快哉！
    其一：快行已意，有话直说，高兴骂谁就骂谁，从蒋经国到他妈、从李登辉到杨丽华、从蜗牛族到女娲、从“忘了我是谁”到“教我如何不想他”，都在被骂之列，不亦快哉！ 
    以上选自“政治篇”，再看“生活篇”（ 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限于篇幅，也只录几则：
    其一：打麻将不怕输，输了不会被拧耳杂，不亦快哉！
    其一：可公然喜欢女明星，不亦快哉！
    其一，可公然读莎士比亚《驯悍记》，不亦快哉！
    其一，有账自己管，有银子自己花用，不每年一次送给女大衣店老板，不亦快哉！
    我们都知道，李敖精通文史，学贯中西，谈古论今，惊世骇俗，反传统，反封建，骂暴政，骂时弊，呼吁政治民主，鼓吹言论自由，道人之未道，成一家之言。他公开自称：“50年来和500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3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口气之狂，史无前例，后世难再。这样一位“快意恩仇”的狂人，碰上《不亦快哉》这样的文体，岂有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快人快语，快意快文，读时痛快，读罢更觉痛快――夏如大汗淋漓时狂饮冰水，冬如手僵脚硬时猛喝烈酒。
    将对两文的仿效作个比较，可以看出：仿《陋室铭》的多为无名小辈，仿《不亦快哉》的大都是文坛大家；仿《陋室铭》的篇章大多无奇格逸韵，在艺术上较《陋室铭》差得太远，仿《不亦快哉》的则佳作叠出，甚至有的篇什比《不亦快哉》还更“快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别具意趣的景象呢？要说明这一点其实并不难，《陋室铭》是“文人体”，工整典雅，《不亦快哉》最具“文人味”，可雅但不必大雅，俗则可以大俗，喜笑怒骂，反讽自嘲，在“起承转合”的正经文章里不便写的，在仿金文字中却可一吐而快，一两个句子说一件最快意事或一句最快意话，不讲平仄，也不用押韵，率意，畅意，纵是“俗不忍睹”，也照吐无忌。这才是真正活在凡间的文人哪！
谁不想快活而活快活而文呢？就是《陋室铭》吧，虽为刘禹锡的贬谪之作，也不作凄苦状而“触目皆成佳趣”。“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这是自赏之乐；“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廉青”，这是赏景之乐；“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交友之乐；“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是闲适之乐。呵呵，何乐没有？
    有了这番解读，谁不会朗声一啸：不亦快哉，“陋室人”！

                             读图时代的配图书 

    在这读图时代，图文书泛滥着的流行。去年香港书展，有人看了一些书，感叹一幅幅图片之下文字只寥寥几行，完全忽视了文字启人思考促人感悟的灵动功能。这种现象已被不少读书人诟病。依我看来，现在比例较大的图文书已不能归入真正意义上的插图本，姑妄也随时流之变，窃称之为配图书。
    传统意义上的插图书，图画大部分都是依据书的内容而创作的，其作用是插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在我国，自《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兵书，很多注有图若干卷）以降，到明代嘉靖年间，插图书进入极盛时代，珍本叠出。至近现代，许多精美的插图本使人多年不忘。仅鲁迅小说，先后就有好几位大家为之插图，开风气之先者当为刘岘，后有丰子恺，还有范曾、丁聪等。刘岘的木刻插图，鲁迅在给刘岘的信中作了中肯的评论：“《孔乙己》的图，我看是好的，尤其是许多颜面的表情，刻得不坏，和本文略有出入，也不成问题，不过这孔乙己是北方的孔乙己，例如骡车，我们那里就没有，但这也只能如此，而且使我知道假如孔乙己生在北方，也该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范曾经过多年酝酿，反复作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也犯有与刘岘一样的错：“《药》的插图中所画的店铺也是北方式的。”而且“作者大概并不熟习浙江绍兴一带的生活习俗，因而有些背景描绘不很合适。象孔乙己吃酒的酒店里，酒坛上是不会写‘绍兴名酒’的（所写的是‘状元红’、‘加饭’、‘花雕’等等），店堂里也不会有‘吴越名酒’的题字（小店没有题字，大店则是‘群贤毕至’之类）。”(倪墨炎《鲁迅小说的插图》) 唯丰子恺笔下的鲁迅作品插图能准确生动地描述鲁迅小说中的情景，帮助读者对鲁迅小说的理解与把握。这得益于他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主要的是，丰子恺的诞生地在浙江桐乡县石门湾，距鲁迅的家乡绍兴仅一二百公里，他的漫画所表现的清末社会的状况、乡俗、地域风情以及人物的服饰都是他亲眼见过的。
    要画好插图，一是要对作品有深刻的理解，这了解，既有对人物的，还有对风土习俗的；再是要有个人的艺术风格，同是为鲁迅作品插图，刘岘是木刻，范曾是“工笔勾线”，丰子恺是毛笔漫画，三个人三种笔法，艺术风格各具特色。
    插画是如此讲究，那配画呢？
    配画都不是依据书的内容而创作，而是选配的。这些选配的图，不论是绘画还是照片，大都是二手甚至N手材料，往往是这本书里见到了又会在那本书里看见，毫无新鲜感，乏能帮助说明书的内容。对这点，我不想再说“为吸引眼球”“媚俗”这些好多人说过的话了。我只说说我认为较好的和好的几种配图书。
    一是基本依据书的内容而选配的，图虽多处可见，但还大致上能作到文图相安，图不争文位，文不被图掩。第二种是文是作者写的，图也是作者画（照）的，这种书大都是书画家或摄影家出版的册子。如吴冠中的《横站生涯五十年》（“文汇原创丛书”之一），读了《关于抽象美》《风筝不断线》等文，你再看看他点线满幅的《春如线》、大块彩墨的《江南居》，就可以直观感受到作者糅合中西的探索精神，虽然那些画在别处也曾看到，但在一册书里，毕竟有文图对着看的方便。 
    依我个人的偏好，最喜爱那些图或照都是来自作者第一手资料的书。所见不多，仅举一例。张昌华先生于2007年11月出版的《书窗读月》第四辑为《书简一束》，收录了林海音、余光中、董桥等十位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诗人的书信。张昌华在出版社作文学编辑多年，与许多新老作家结下深厚友宜，书信往来有千封之多，他不在书中原件披露，我们就不得一见。如苏雪林，当年的“珞珈三剑客”，在99岁时写的书札，字迹密密麻麻，笔画森森如戟，全无一点颤痕，可见其“一生我行我素，率性而为，不知进退”的性格至老不变。再如余光中，其书札笔力坚劲的行楷，没有多少诗人的潇洒，展露更多的到是教授的严谨，特别是日期的写法，既写公历又写农历（2004．1．25 甲申正月初四），更说明了这一点。还有董桥，字有其文的书卷气，而信中说明他坚持不在书中放个人照片的执拗，如他所言：“人生已经充满了妥协，这个小原则我想守住。任何照片都不要放进我书里，六十一岁的人应当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一笑。”其个性与性情都清晰可见。这种来自作者第一手资料的图或照，给读者推开了一扇扇新的门，或曲径通幽，或别有洞天，更主要的是还有其难得的文学史料价值。
　　现代排版和印刷技术越来越先进，为书配图，轻松到只点一下鼠标。但轻松之中也有些沉重的，除了一颗不惟码洋的责任心外，恐怕就是出书人如何改时流之变甚或创时流之变。 

                             换笔到左手

     偶尔提笔学书，放了几幅在博客里，有位名叫南石的博友是当地有名的书家，他说我的字有些像费新我。费新我是现代著名书法家，以“左书”自成一体，奇崛，遒劲，笔间隶意很重。经这位博友一点，我开始走进费新我。
    我天生是个左撇子，小时吃饭，左手一抓起筷子，外婆就打我的筷子头：“换右手！”外婆不在，我就还是用左手――顺手呀。因此，现在我在餐桌上能熟练的左右开弓。读书了，老师教用笔写字，一开始就是用右手，所以，现在我写字就只会用右手。除此之外，都是用左手，需用力的更是。我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在生活中是很平常的，有的，也只不过一两声惊讶：“原来你是左撇子啊！”而费新我的右手换左手却值得说说。1957年调任江苏省国画院为专职画师之前，费新我以《刺绣图》和《草原枚民图》等画作名噪一时，但其书法，规正老实，少有特色。两年后即56岁时，费新我突患结核腕关节炎，致使右手病残，无法继续作书绘画。拖着病残的右手，费新我的痛苦谁都能想见：一个专职画师的艺术生涯就因此终止了么？他不甘心，天天用左手运笔练书法，并以“岁月如流，不断新我”自勉。三十余年孜孜不倦的出晋入汉，临帖摹刻，逐渐形成了“逆、生、拙、奇”的费氏书风：字常取逆势，若逆水行舟，奇拙互生，挺拔雄健。左手运笔有了右手达不到的艺术效果。回顾费新我的学书历程，有人感叹：中国少了一个画家，却多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书法家。
    从费新我，我不禁想到另一个人：高凤翰。这位清代书画家也是在50多岁时右手突患麻痹之症，不能再作字画。这之前，他两度赴省，都屡试不中。后得人举荐，45岁时才任安徽歙县丞，虽有调迁，但终未能显赫。更出乎意料的是，他因为是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座上客，在卢见曾倒台时受了牵连，丢掉了并非锦绣的前程。黯然中，高凤翰便寓居扬州，开始了他鬻字卖画的生涯。而右手的突残，无疑使他陷入了绝境。他曾以病残的右手自刻“丁巳残人”“残道人”“左臂”等印，他不回避自己的残疾，反而屡次将“残”入印，说明他具有正视现实、不畏困难的勇气， “老樵卧白云，修柯不以斧。笑拾泰山松，拄之下梁父。”这首诗正是高凤翰含着眼泪大笑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不是这样笑对人生，他能在绝境中奋起？“近试以左腕代之，殊大有味，其生拗涩拙，有万非右手所及。”高凤翰的艺术成就能在右手病废后进入更高境界，不正说明“扬州八怪”并不都只是些艺术上的“怪人”？
    费新我右手病残后，弃画，专攻书法；高凤翰右手病残后，治印攻书绘画，一样也没放弃。如果仅仅从战胜病痛、永不放弃这一点来说，两人都有坚强的意志。但是，我不想回避一点， 费新我是新中国省国画院的专职画师，有固定的月薪，高凤翰被摘了乌纱帽后，只有靠鬻字卖画为生。从生活的时代来看， 费新我是为生活而艺术的，高凤翰是为生存而艺术的，费新我可以专攻书法一枝独秀，以延续、辉煌其艺术生涯，高凤翰则需多写多画，而且要尽力画（写）得更好，才能换取更多的银两，以维持一家的温饱。《墨林今话》里的记载就印证了这一点：高凤翰以左笔名声大噪后，因向他求画的人太多而一纸难得，有人就只有转向郑板桥代求。
    是啊，广义的为生活与具体的为生存还是有不同的，困厄中生命的渴望，饥寒中温饱的祈求，使毫尖更多了一股硬气，丹青里调进了“丝丝血痕”，因而，其作品才往往从庸常生活进入艺术精魂的圣洁境界，历经岁月弥添光彩，从中似乎也更见中国文人的艺术精神。
我走进费新我，也同样走进高凤翰，每当闲来挥毫时，我都在时间的静默中这样轻声自语：我的笔已换到 “左手” 了吗？ 

                              那时好借吾师书 
                                                 
    读高中时，我们的语文课老师田庆彬，课上得好不用说，他那一手俊逸的毛笔字像他人一样透着书卷气，同学们都喜欢向他要字，我却经常向他借书。
    其实，说起来，第一次是他借书给我：“你很喜欢写诗，是吧？”那时读了贺敬之的《放歌集》，便很在作文本上“阶梯”了几回。我向田老师点点头，就跟着他走进他的宿舍。他翻开枕头，从床席下拿出一本硬壳书，快速递给我，“你个人看吧。”1973年的深秋，大革文化命的气氛依然很浓，接过书我看也没看就放进了书包。回到家，我急切地拿出硬壳书来，一看，是一本新中国诗选，高兴得我手都微微发颤。翻开，扉页上竟有好多诗人作家的亲笔签名，艾青、李季、贺敬之、臧克家……横竖错落有十多位！《黎明的通知》、《老马》、《王贵与李香香》等名篇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读到的。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本诗选是田老师50年代中期到北京参加普通话培训时买的，那是一次与首都诗人作家的见面会，地点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如果田老师还保存着这本诗选，无疑是一部难得的珍本。
    后来，我陆续向田老师借了不少那时看不到或不能看的书。冰心的《樱花赞》，是1962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64开的袖珍本，全书为“歌唱祖国”和“国外见闻”两组散文。文好，书更玲珑可爱。从那起被冰心浸染，就爱上了散文。1973年12月，“黄帅事件”掀起“破师道尊严”的浪潮，校园里一时间贴满了大字报，可没有两张是针对田老师的。记不清是什么缘由，有一次他竟讲起张恨水与冰心的逸事：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因为张心远深爱冰心的美容与才华，多次书信追求冰心，始终未得冰心回复，张心远最后写给冰心一句话："恨水不成冰"，但还是没打动冰心之心，此后他就改名叫张恨水了。田老师讲这些时，我总觉得似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趣味，又好像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樱花赞》一文后来选进高中语文课本，似乎就是对田老师那时的隐忧的一种回答。
    除了借书外，我还跟田老师借了不少五六十年代的刊物，印象最深的是《文艺学习》。刊物藏在他宿舍床下布满灰尘的纸箱里，都一年半年的装订成册，外包牛皮纸，纸上用他俊逸的毛笔字写着刊名和刊物的期号。我看过有几十本已记不清了，但清楚地记得刊物上反映出的五七年前后中国文艺界的风云变幻，比如号召作家们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比如对丁铃“一本书主义”的批判、对神童作家刘绍棠的批判等等。非常有意思的是，刊物里有好些名作家都整页整页的被田老师用钢笔打了大“×”，文章又清晰可读。这种“批判”式的保护，如果细细解读，仅用“无奈”“智慧”等几个词语是难以道尽的。
    高中毕业一晃30多年了。回想30多年前的那个特殊年代，我从向田老师借来的书刊中读到了许多当时难以读到的诗文，这是不用说的了，我想再说一句的是，比之一个纯粹的语文老师，一个优秀文化的保护者与传播者更令人可敬可叹。

                             启功的杆儿

    我刚习书时，对中国书坛知之甚少，初识启功，源自一个书家顺口溜：“舒同的圈儿，启功的杆儿，溥杰的尖儿……”舒同的“圈儿”我是早就见过的，那“七分半书”中不时逸出的“圈儿”，如衔环勒马，意趣超然，曾被毛泽东同志所赞誉。那“杆儿”能与这“圈儿”相提并论，定是书坛的又一座奇峰了。启功何许人也？翻了好多书刊，方知他是当时的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我真是寡闻陋见得太可以了！缘于此，我便时时寻起启功的字来，渐渐地竟至入了迷，见写他的文章便剪来贴入本本，见他写的书便买来存入书柜。
    2002年在北师大校园，再识启功，是在那方辞为启功撰、字为启功写的北师大校训牌下。天蓝底色上，八个“杆儿”挺劲的大字竖立在面前，异常醒目：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其风致，其意态，其骨力，不由使人想起郑板桥笔下的竿竿墨竹，在“清姿有劲骨，秀影无邪思”的轻声吟诵中，进入心澄思清的辽远境界。
    那座建于五十年代的“浮光掠影楼”坐落在哪条路旁？屹立在哪片梧桐树的绿荫里？那间散发出墨彩之香的书房，会是怎样的如石之“坚”，如水之“净”？书房的主人曾以怎样的幽默写出：“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一切的一切，都吸引着我去想象。一段时间，病痛几乎将我彻底摧垮，我喜欢启功，大概就为了吮吸他杆儿间透出的几十年练就的那股精气神。
    启功先生著述颇丰，最叫人爱不释手的 ，便是他那本《论书绝句》。我第一次购得此书是在1998年6月，三联书店出的影印本。启功曾自述其学书“以习智永《千字文》墨迹最久，功亦最勤。”《论书绝句》之七论智永千字文传世版本有五，“惟墨迹本焕然神明，一尘不隔。非独智永面目于斯可睹……”遗憾的是，我当时只购得一拓本，“受枣石遮障”，欲睹“智永面目”而终有所隔。后于2003年8月，购得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小川简斋氏收藏本，欣喜异常，但读其出版说明，说此“乃唐人摩本”，非智永真迹。自此，一片疑云无法挥释。翻郎绍君主编的《中国书画鉴赏辞典》，典曰：“另有一墨迹本，早年流入日本，归小川简斋氏。一说此本为唐人摹本。”这典中语真模棱两可得严谨而科学。2004年6月，我去成都西南书城，见到三联书店新版的《论书绝句（注释本）》，便毫不犹疑地买回一本。灯下，把玩之中，不由又翻到绝句之七，正文如前本，注释却如炬通明：“日本所藏墨迹本……当为智永真迹。”鉴真判伪，需学识，需阅历，更需辨微洞幽的真眼光和真胆魄。这，该是我的三识启功吧。
    从启功的书法，我领悟了什么是“心正笔正”；从启功的著作，我感受到一个真正学者的严谨与睿智。启功虽已离开人间，人们却依然拥戴这根经霜历雪的“杆儿”。随着肉体的消逝，人生附着于肉体的大部分也随之云散，能长留世上的只有其最精粹的很少点，就如墨落宣纸，笔唯一杆。

                              亲近书卷的小径
                                                      
    2013年11月，我到北京大学参加教师培训，在校园一家书店里买得一本《来燕榭集外文钞》。黄裳的散文我零星读过几篇，均是书话，很是喜欢，他的文集，访寻多年，终于购得一册，自是连夜翻读不辍。
    黄裳是当代散文大家，也是藏书界的泰斗，他晚年就主要以藏书、评书、品书著称于文坛。有学者认为，黄裳的散文开创了一种文体，可以说是文体家。还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文体家的，是更为人知的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的汪曾祺。汪曾祺好读杂书，他写过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题目就叫《谈读杂书》。他说读杂书有好几种好处，其一是：“可以学习语言。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情致，而且接近口语，一个现代作家从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不如多看杂书。这样较易溶入自己笔下。”从这就可一窥汪曾祺的文字为何淡而有味，素而有绚，散发出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再一是：“可以增长见识,认识世界。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是个聋子，从吴其F的书里知道古诗里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菜，实在非常高兴。”中学语文课本中有《长歌行》一诗，要给学生讲清楚“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中的“葵”字，这不拿来就是？
    我之爱读书话，还有一点，就是有读一篇文章就知好多本书的收获。“我的朋友胡适之”在《为什么要读书》中讲得较详实：“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不读书，学问不能进去，读书没有门径，学问也不能进去。……讲到诗经，从前以为讲的是男女爱情、文王后妃一类的事，从前是戴了一副黑眼镜去看，现在换了一副眼镜，觉得完全不同。现在才知道诗经和民间歌谣很有关系。……我们如果能把歌谣的文章，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幼稚时代的环境和生活很有趣味，例如诗经里有一段说：‘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在从前眼光看来，觉得完全讲不通，现在才知道当时野蛮人社会有一种风俗，就是男子向女子求婚，要打野兽送到女家，若不收，便是不答应。还有诗经里‘窈窕淑女’一节，从比较民族学眼光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社会的人，吃饭时可以打鼓弹琴，丝毫没有受礼教的束缚。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维’字，这些都是有作用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所以书是越看越有意义，书越多读越能读书。”看看，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民族学、乃至文法，胡博士的几百文字涵盖了多少本书的内容？
    去年，参加省的一个科研项目，编写《新群文阅读》读本，我就以《亲近书卷》为议题，选编了一个单元的书话，胡适这篇文章自然选了。
    书话就像一条小径，它从书里延伸出来时，沿着它，可走向一个个书斋及书斋的主人；它向书里蜿蜒进去时，通向的就是书的广袤原野与无际蓝天。
    看到这里，有人立刻会说了：你这不是以书话为由头要人们多读书吗？是啊，国人要多读书，这是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在极力倡导的。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光说多读书似乎已不够了。有的人书读了不少，依然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因此，在这个话题之内，沿着书话这条小径走向的最美境界，莫过于把那“书的广袤原野与无际蓝天”融进自己的胸膛，内化出思想的花朵与彩虹。一个人的综合素养提高了，这个人的能力、品格和价值才会大大提升。无能之人，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无品之人，是一个徒有其格的书架子，无价值之人，则只是一张花花绿绿的书壳子。
    汪曾祺读杂书增长见识，认识世界，胡适读书门径自开，见人未见，这都告诉了我们：读书是为了提高素养，要能学以致用――乃至创新、乃至铸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更需要高品质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