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几位朋友聚一起小饮，酒过三巡，大家聊兴打开，中外轶事，古今名人，海阔天空，一通神侃。我读书少、文化浅，肚子里货不多，多数时候插不上嘴，只能规规矩矩地坐在旁边，默默无声地看着他们眉飞色舞、唾沫乱飞。当有人聊到民国、聊到山东，我来了精神，因为我好歹是半个山东人。母亲菏泽籍，民国抗战的时候，随国立22中辗转流落绵阳，后定居下来，再后来有了我。我虽生于绵阳、长于绵阳，但从小肚子里装的是齐鲁菜，耳朵中灌的是山东腔，骨子里还是浸有不少山东因子的。如今和绵阳哥几个聊这话题，不敢说能压他们一头，起码也能说是接得住的。我开口道，山东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远不说孔子、孟子、孙武子，就说说民国的宋哲元、张自忠，这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名字背后都是沉甸甸的历史。这时有人插话说，还有一个名人叫“何思源”。听到这三个字，我顿时哑然，心微微一颤，鼻子发酸，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七年前。
                                      成行北京
　　那是1977年，正是国家将兴未兴、我家倍感压抑之际。
　　父亲由于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宪兵，后来头戴两顶大帽，次次运动挨整，我家因此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弟兄四个没一个有出息。1970年我初中毕业后，实在没条件念下去，后遍寻建筑工地，打工挣钱，贴补家里。母亲见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东找熟人、西托关系，终于在1975年1月份让我成了“绵阳县三区食品站”的正式职工。有工作、拿工资，本来是一件体面的事，但父亲听后，仰天一叹，“想我李家、何家，世代簪缨，书香门第，不料出了个屠户！”我不明白，没好气地说：“你那时为什么要当国民党宪兵？”母亲不高兴，对我说，“你以为是个人就能当的？当年两名招兵军官，那架势，那派头，脚蹬铮亮大马靴，身穿笔挺美式军装，满口洋文，威风凛凛，在你爸学校住了两个月，千挑万选才从全校学生中挑出两名，你爸是其中之一。再说，你爸当的是文书，也没干什么坏事，49年还起义了呢。”又说，“算了，多说无益，事已至此，有个工作也不容易。刚儿，你好好干吧！”听了母亲的话，我工作格外努力。
　　1977年，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全国副食品保北京供应”的活动，绵阳县食品公司领到的任务是负责用车皮向北京运送鲜活生猪。由于任务特殊、又很光荣，公司十分重视，决定从全县各区食品站抽调精干人员，一区选一个，组成一支总数大约50人的进京押送队伍。我因为政治表现好、工作负责任、年轻有活力而入选。能进这支队伍，能不花钱上北京，我异常兴奋，好几天夜难入眠。对我这样一个家庭成分比较高的人来说，这可是在政治上、工作上非常难得的肯定！父亲闻讯后，扬眉吐气，连说了好几个“不亦说乎”。
　　母亲知道后也很高兴，忙拉我一旁吩咐，“到了北京，抽空去看看你大姥爷、八姥爷。”“谁？”我问道。母亲说，“你大姥爷叫何思源，你八姥爷叫何兹全。”“几几的数字我记不清，都叫姥爷行吗？”北京有亲戚，父母没声张，我也无从知道。母亲说，“行，都叫姥爷也成。”但父亲不大乐意，嘀咕了一句，“看他们？不看你什么身份。”母亲转头呵斥，“还不都是因为你！我只是想找人把你的帽子摘了。”
　　就这样，在1977年的金秋十月，我们打开、走进了敞篷的零担车皮，将猪赶进了其中的木制笼子，两人负责一节车厢，每人领一件军大衣，吃住在笼子顶层的“卧铺”上，餐风露宿，与猪相伴，如此走走停停度过了大约十天，最后高高兴兴地到了我们朝思暮想的北京。
　　货送北京后的第二天，我从住地-北京市食品公司出发去找姥爷家。出门那天，全身轻松，心情愉悦。北京真好，湛蓝当空，微风和煦，车水马龙，洋楼林立。除了路边有零星几处躲避震灾的砖砌篷子外，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好奇。古都北京对全世界都很有魅力吧？要不怎么那么多外国人云集北京；北京的阳光可能比我们绵阳红一些吧？要不北京人怎么个个都面色红润、神采奕奕？但偌大美丽的北京城也让我犯难，我上哪里去找姥爷呢？所幸我们带队领导是县公司的蒋建秋股长，由于五十年代在北京当过几年兵，比较熟悉和了解这里，他主动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
                                     见何思源
　　我们坐上公交车，七转八弯，左倒右拐，差不多走了一个半小时，找到了“北京建外永安西里”。进6单元，上四楼，我按了按12号家的门铃，又在门上敲了几下，很快，一个不到20岁左右的小姑娘开门站在了我面前。我用四川话问，“这是何思源家吗？我是从四川绵阳来的。”小姑娘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明白我的意思后赶紧转身回屋报告，后回来领我进去。
　　进门，见客厅站着一位老人，我猜是大姥爷，于是忙递上母亲的亲笔信。老人接过信，没拆，直接对我说，“是四川芳萍的老四来了，好啊，好啊，坐，坐！”我赶紧招呼“姥爷好！”“你稍等，我在试一条新裤子”言毕，老人脸上荡开了孩子一般过年才有的笑容。趁这当口，我仔细打量眼前这位我母亲在家经常念叨的亲人。老人不高不胖，身体略微佝偻，宽印堂，国字脸，颜色憔悴，面容苍老，惟一双眼睛明亮有神采，视人时能放射出一种智慧的光芒。他上身穿一件半新、仍显笔挺的蓝色中山装，脚上套一双半旧的布鞋，试穿裤子时，颤颤巍巍，笨手笨脚。在我眼里，大姥爷不过是一位十分普通的干巴老头。
　　试完裤子，老人拉住我嘘寒问暖、问东问西，问我父母及全家好，问我有关绵阳的风土人情。我一一作答，然后问“我姥娘呢？”老人手一比划，“在屋里呢”。我立即起身，直奔所指卧室。老人见状，忙不迭阻止，“她不见生人！”我没管，几步就推门入室了。
　　进去后，见姥娘背对着门，直直地坐在沙发上。我上前道“姥娘好！” 她眼睛动了一下，没有表情，一声不吭。姥爷蹒跚赶来，对姥娘耳语一番，她除了嗯一声，也没多的反应。姥娘是法国人，在中国生活多年，除了眼眶凹陷一点外，其他方面和中国老太太也没什么区别。我先是猜她可能听不懂我说的四川话，再一看，明白了，姥娘面容枯槁、神态疲惫，一幅病魔缠身、来日不多的悲凉景象。多少年来我都后悔这事，当年我生性莽撞、少不更事，不顾姥爷阻挡，冒犯了姥娘不愿病态示人的生活习惯。这里，我愿对在天的姥娘说一声抱歉，请您原谅我的冒失。姥爷倒很平静地说，“走吧，我领你去看看其他房间”。
　　姥爷的房子比较大，房间比较多，对我这样一个来自小地方，连瓷砖、抽水马桶都没见过的土包子来说，这里的一切都觉新奇。他先领我去看几间卧室，然后进了书房。我虽然惊奇书架上有如此之多的书籍，但更惊讶、甚至于目瞪口呆的是，在老人书桌的玻板下压着很多照片，其中一张居然是周恩来总理和姥爷、姥娘的合影。照片里的背景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照片上的三人，中年年龄，其中姥娘居中，仪态端庄，典雅美丽，总理和姥爷各在其旁，两人意气风发，潇洒帅气。见此，我问“真的是总理吗？”姥爷呵呵一笑，“当然！周总理到法国还是我领去的呢”。接着老人又讲他是如何领周总理去巴黎、如何从法国这一地到那一地的。但是，外国地名拗口，当时我没弄明白，现在更不记得，只是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把周恩来总理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和我眼前这位干巴的老头联系在一起。
　　出书房，回客厅，老人谈性甚浓，坐在沙发对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故事来。他说，现在的北京，国民党时期称之为北平，49年平津战役快结束时，北平面临是战是和的选择，选择战争解决，则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将毁之一旦。为了和平，我奔走呼号于社会各界；我三番五次找到傅作义，当面告诫他“不要当历史和民族的罪人”；我付出沉重代价，“全家受伤、你小姨被国民党特务炸死”。老人说，“国民党宪兵的帽徽嵌有莲花，寓意是出污泥而不染，可惜名不副实，蒋介石政府和军队整个烂掉了，北平应当回到人民手里”。和平谈判成功后，“我亲自打开正阳门、舞阳门”，迎接共产党、解放军入城…我当时半信半疑，因为怎么也不能把如此伟大的历史事件和眼前这位干巴的老头联系在一起。
　　“姥爷，我来不是听你说打开这门那门的，我是想请你开个后门，帮忙把我父亲的帽子摘了。”我有点着急。
　　老人没听清楚，他的护理人员、也就是刚才为我开门那位小姑娘又把我的话向他转述了一次。老人听后，若有所思，微微一笑，说“中央开了会，这事快了，你回家等消息吧。”接着他又补充道，“四川我认识李井泉（编者注：李井泉参加过长征，抗战期间是晋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四川和西南，是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这样，我现在精力不够，腿脚不便，脑子有时候犯糊涂，你去找你二姥爷”。说完，他用铅笔在投稿笺上写了几句交我，我接过一看，忍俊不禁，字松松垮垮，歪歪扭扭，字体稚嫩如小学生一般，这也是现在我记不清楚字条内容、没有把字条保存下来的原因。唉，那时年轻，哪知道什么轻重！
                                     见何兹全
　　揣着大姥爷写的字条，第二天我上北京师范大学去找何兹全姥爷。
　　也许是大学校园太大的缘故，也许是我说四川话的缘故，还也许是大姥爷写的地址不对，我问了数十人，没人听懂我问什么，看了字条，都摇摇头，表示无能为力。我自己发狠，对照地址在校园里找了近一个小时，但仍然一无所获、毫无头绪。好在上天不负苦心人，问路时终于遇见了一个重庆人。他听了情况，拿着字条，半信半疑地问我，“是何思源写的？”我说是的，他说，“还活着？”我说，“当然，这是他昨天亲笔写的”。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是他的外孙。听了这话，他怀疑的眼光对着我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细地扫描了好几遍。我也疑惑，大姥爷何方神仙，至于对我这样吗？重庆人最后感叹了一句，“何思源是北京和平解放的功臣！他的功绩已经载入史册！走，我带你去找何兹全老师，他也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你给的地址可能不对”。至此，我才相信大姥爷真是一位名人。
　　重庆人领我来到红十楼，这是一排别墅型的小洋楼。他在外面大声喊了几嗓，何兹全姥爷应声出来。他这一出来不打紧，当时却真真地吓了我一跳。
　　八姥爷的名字我不陌生，我小学念的历史教本就是他编著的，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他是“三家村”、“四家店”的伙计。在我的想象中，八姥爷应该是位瘦小斯文、弱不禁风的书生，但没想到，他居然拥有十分魁梧的身材。在我1.75米的个子面前，仅说居高临下显然不够，我感觉完全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气势。他西服领带，绅士儒雅，满头银发，红光满面，面相比较年轻，不大能看不出是六十来岁的人。领我来的重庆人刚说我来自四川，不待详细介绍，他径直喊出了我名字，并说了一席热情洋溢的话。那时，我如沐春风、如浴春雨，那种亲人的氛围和气场，立即汹涌而出，一股强大的暖流顿时注入了我的心田。
　　八姥爷的家，陈设简朴，色调明亮，风格和大姥爷家的古色典雅不同。八姥爷的书房比大姥爷家阔气，书架、书柜、书桌上，摆满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书籍，所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我想大概也不过如此。八姥娘嗔怪说，“你姥爷就喜欢买书、读书和写书，两个孩子去美国念书后，他成天只与书为伴了”。说完就忙不迭进厨房去了。
　　席间，八姥爷一板一眼地给我讲了一件真事，说前几天几伙北京知青在某地聚众斗殴，有多人血流如注，还差点闹出人命，这事都上了报纸。我听了不以为然，告诉他们说这事太平常，“我们那里的知青经常结伙打架，发起狠来使棍棒、用扁担砍人呢。” 八姥爷听了大吃一惊，叮嘱我出门不要乱说乱传，他说知青斗殴是大事，搞不好是政治事件，所以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千万不能信口开河、张嘴就来。我嘴上答应，心里却想，“八姥爷做学问做迂腐了，说这事还要什么证据”。
　　吃完饭，八姥娘拿出三十元钱，叫我去北京走走看看，八姥爷嘱咐我注意安全，早点回家吃晚饭。至于我父亲的事，“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我自会找人办理的”，八姥爷说完这句，就和我一道出门挤公交车开会去了。听到父亲的事有着落，游玩后又记起当晚还要集体坐火车回家，我招呼没打就回了绵阳。两年后，姐在北京来信提起这事，责怪我当初很不懂事，说二老当晚等我吃饭等得很苦，知道我“去动物园玩，结果一去就没回来，临走想给家里捎点东西也没捎成”，至今引以为憾。十多年后的1989年春，八姥爷、八姥娘给我母亲去信还提及此事，信用竖排书写，排列工整，字体清秀，一字一词，情真意切，二老的浓烈亲情和细腻心思，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