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四川爆发了以“破约保路”为宗旨的保路爱国运动。这是一次全川各阶层群众广泛参加、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但挫败了清政府“铁路国有”、出卖中国路权的卖国图谋，还促进了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争先恐后的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掠夺中国的路权和矿权。甲午战后的短短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夺取了一万九千余里的铁路投资权和修筑权，不仅获得了长期的高额利润，并且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的甚至还享有铁路沿线的行政权和警察权，使铁路沿线的中国领土名存实亡。

      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更加紧了对中国路权和矿权的掠夺，路权和矿权的不断丧失是中国二十世纪初极为严重的问题，它是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经济命脉，进而操纵中国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方面。中国铁路的路权尤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因为攫取了铁路权利，不但是资本输出，榨取巨额利润的极好途径，而且是帝国主义列强伸展势力范围，扩大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曾鼓吹说，掠夺到中国的路权，是：“亡人国”而“亡之使不知其亡”，“分人土”而“分之使不知其分”的绝妙方法。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全国迅速掀起了收回利权的爱国运动，保路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1905年，江苏人民开展了收回沪宁铁路的斗争。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经过激烈斗争，收回了粤汉铁路路权。1907年，经过四川人民的斗争，把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改为川汉铁路有限公司。1911年春，苏浙人民收回了苏杭甬铁路的路权。

      但是，在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悍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一面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派他南下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一面和英、法、俄、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借款筑路合同。四省人民于是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实质，是借“国有”名义把铁路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当时一般舆论，都认为外国人掌握着我们的铁路矿山，就和掌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吴玉章：《在六十庆祝大会上之自述》）。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此外，清政府“劫收”商办铁路公司，也和铁路沿线各省人民以及地方绅商、立宪派的经济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从而使清政府处于和各阶层群众严重对立的地位。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人民掀起的保路风潮中，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炽烈。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川汉铁路的股本来源主要是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规定凡业田之家，“收租在拾石以上者，即抽谷三斗；一百石者，即抽谷三石；依次递加照算”。这样，就将全川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川汉铁路联系在了一起。

     清政府在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又企图将川汉铁路已用和现存之款，一律换成国家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清政府既要夺路卖路，又要侵吞路款。这就让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希望清政府能筹还路款的一些绅商，立宪派人士大所失望，也纷纷投入到保路运动之中。

      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经过紧张筹备，在成都召开了全省股东和各团体联合大会，成立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推选立宪派蒲殿俊为会长、罗纶为副会长。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发表了一系列文告，号召全川人民组织起来，“破约保约”，“破约保路”成为四川各阶层群众的共识和奋斗目标。在省保路同志会的号召和组织下，到夏秋时节，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动员面和参加阶层非常广泛。

      四川各界群众把改变四川交通闭塞落后状况的迫切愿望，融入保路运动之中，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成都马王庙街的轿铺力夫杨洪兴等，发起“同业二十人，日捐一钱”，奉给保路同志会作“多印报告之费”，名为“一钱会”。此义举一创，众皆效法，一时南纱帽街、童子街、梓潼街、马王庙街的商人和川北绸帮，都组织了“一钱会”。成都小学生300多人组织了“童子保路同志会”，在签名册上，“间有血书者”。一些小学生还把自己的压岁钱，糖果钱交给老师，请老师代寄给保路同志会。成都外东区成立女子保路同志会时，各界妇女踊跃参加，有愿意赴京抗争的，也有当场捐银保路的。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也纷纷捐资保路。这些普通老百姓在保路运动中表现出的炽热爱国之情，让人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随着保路运动的进一步开展，8月24日，成都全城罢课，罢市。成都大街小巷不仅百业俱停，戏园锣鼓也销声匿迹。9月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很快由成都扩展到全川。不数日而“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捣毁捐税局、经征局、厘金局、巡警局的现象。

      清政府对四川保路运动采取了残暴的镇压。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将川汉铁路公司和省咨议局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诱至督署内拘捕，同时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校和股东招待所。消息传来，参与保路运动的数千名请愿民众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内向总督请愿。赵尔丰面对手无寸铁的群众，竞然下命开枪镇压，请愿群众三十多人被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成为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全川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9月28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起义，建立了辛亥革命的第一个基层革命政权。11月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12月，大汉四川军政府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押至皇城伏法。1912年1月，重庆、成都两个军政府合并，同盟会员尹昌衡，张培爵分别任四川军政府正、副都督。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被推翻。

      四川保路运动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是四川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保路同志会明确提出了纲领性口号“破约保路”。“破约”是反对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签定的出卖路权的借款合同，“保路”是反对清政府夺路卖权的铁路国有政策。因此，“破约保路”这一纲领性口号就成为四川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具体行动。

      四川保路运动经过了请愿抗争，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武装起义三个发展阶段。保路运动初期，在立宪派和绅商的领导下，先是采取的请愿抗争，和平争路的形式，立宪派刊发光绪牌位和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焚香供奉。力图把保路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在保路运动由罢课罢市、抗粮抗捐发展到武装起义过程中，四川的革命党人作了很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特别是“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等革命党人领导和发动了全川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是四川近代史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保路运动发展到武装起义，震动全国，这是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的，面对失控的四川局势，清政府立即派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精锐部队2000多人赶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湖北革命党人利用这一机会，发动湖北新军举行武昌起义。

湖北新军中，有许多革命知识青年以当兵为掩护，长期潜伏在军队里进行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始终坚持不懈。到武昌起义前夕，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当时革命的形势非常严峻。保路运动的兴起，转移了清政府的注意力，同时给革命党人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四川的武装起义，坚定了革命党人发动湖北新军举行武昌起义的决心。在端方于9月15日启程率军赴川镇压保路运动不久，9月24日，湖北新军的革命党人联合起来，组织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10月10日，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宣告了清王朝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