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也是四川保路运动百年纪念。我们纪念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件相互关联的大事，就是要了解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明白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搞清楚都是谁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因而结束了两百多年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并吹响了共和国诞生的号角，这就是我们对共同造就辛亥革命伟大成果的先人们最好的纪念。

     一、孙中山的宪政思想是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号角

     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用暴力推翻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中心内容。孙中山从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他决心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孙中山的努力，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汇成强大的时代潮流。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当选为“中国同盟会总理”。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正式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新的革命高潮开始到来。

     可以说，孙中山和同盟会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和中心。从孙中山1895年第一次发动“广州起义”到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创建中华民国，整个历程都是辛亥革命的一部份。辛亥革命是胜利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胜利开端。

     1906年12月初，同盟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发布了《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鲜明地提出了“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1907年前后，孙中山亲自在两广和云南等地，连续领导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1908年，孙中山又组织发动钦州、庸州起义以及河口起义；还有著名的同盟会成员秋瑾和革命党人徐锡麟俩人策划的皖浙起义等。孙中山领导的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遭到失败，但这些起义却吹响了埋葬清王朝的号角，唤醒了千千万万的民众；都给清军以有力打击，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二、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毫无疑问，四川保路运动对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起到了推动作用。而触发保路运动的原因则是清廷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签约，借款修路，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这项利民政策本来应当受到四川人民的欢迎，却最终导致清朝政府下台。究其根源，就是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触犯了极少数地方绅商的利益。因为造路无望，川路公司停收“租股”，这就意味着一条财源的断绝，而且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也会被清朝政府查账并接管，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掀起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运动领导人要求在四川境内的铁路由四川承修，而不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他们在谴责政府“夺款卖路”的同时，还一再痛击政府蔑视自由和宪政。

     其实不论民国还是共产党执政，铁路国有政策不变。后来的袁世凯政府为了讨好地方，于1912年11月与四川代表签约，答应承担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本息总额高达两千九百余万元。后来内乱不已，这笔巨款中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至于那笔余下来的“浮财”，有的虚耗于争权夺利的内战，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供经营者坐享红利。虽然“当这些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的既得利益集团终于得手之后，在新政权的光芒下，他们所坚决主张和坚决反对的，都迅速而彻底调换了位置。”据（2011年1月31日《中国经营报》），四川保路运动在遭到清政府血腥镇压后，发展为全省范围的反清起义，使清朝在四川的统治陷于混乱和瓦解，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念和信心，革命浪潮迅速高涨。随后清政府派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结果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成功提供了绝好机会。

     四川保路运动对武昌起义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正如中山先生评价四川保路运动时所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四川保路运动给腐朽没落、苟延残喘的满清王朝敲响了丧钟，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浓墨重彩、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三、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起义是埋葬清王朝的催命符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各地会党针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的黑暗统治，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两广、两湖、云贵地区的革命群众及其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加速了中国封建统治的最后灭亡。据南充《顺庆掌故》记载：武昌起义前的1910年（清宣统二年）冬月二十一，顺庆府（南充）的广安州爆发了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成立了“大汉蜀北军政府”。南充民军起义距辛亥革命枪响仅月余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而上海、四川成都、江西萍乡工人举行的一系列罢工，与反帝、反封建斗争产生了彼此呼应、相互支持、共同对敌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构成了辛亥革命雄壮的、胜利的交响曲中不可缺少的乐章。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广大群众也自发地行动起来，开展各种反清斗争，进而汇成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洪流、冲毁了满清封建王朝。在这同时，广大农村也掀起了极广泛、极迅猛的反封建斗争风暴，农民们发动武装起义，有力地配合城市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暴动。几乎所有宣布独立的各省以及未宣布独立的许多省区，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群众起义。广大贫苦农民、工人、市民纷纷拿起武器，自发开展反清斗争。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互相配合、互相支持，汇合成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猛烈地冲击着腐朽封建统治的基座，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

     张玉法著《清季革命团体》第二章第二节中指出：“商人在清季的立宪和排外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少商人，亦与革命运动发生密切关系，特别是海外的华商。他们不仅捐助革命军费，同时也参与武装暴动。武昌革命爆发后，上海商人五、六千人参加了上海光复之役。白吉尔夫人在《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1968年版）一书中，也曾在“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各省发动的起义”、“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同情”、“对阶级利益的维护”等许多子目中，以大量篇幅系统论述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期间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是孙中山的思想和执著、黄兴的理想和冲刺、康有为的探索与思考、谭嗣同的拼搏和牺牲，海内外华人对清朝政府的不满情绪，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武装起义，广大商人的支持和广大劳苦大众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共同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