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四川保路运动的史学家、理论家普遍认为，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人士发起并领导的、旨在反对“铁路国有”的民族资产阶级，对清政府出卖铁路权的丧权辱国行为作斗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有失偏颇，有悖于四川保路运动历史事实―尤其是保路运动后期的历史事实。笔者对保路运动不是知之甚详，仅想从已掌握的资料，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从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以来，清政府一系列媚外求荣的政策和决定便接踵而至――5月18日任命端方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5月20日，盛宣怀、端方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签订了《铁路借款合同》；5月22日又发出了停止收川、湘租股的“上谕”；6月1日又向川督王人文发了“歌电”，明示“不准川省股东保本退款，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连川督王人文都清楚，如“歌电”公开，“川省必大乱”，何况当时正掌握着川汉铁路修筑大权的四川谘议局、川汉铁路公司的立宪派代表人士呢？

      当初对“铁路国有”持坚决反对态度的立宪派代表人士、川汉铁路公司董事长邓孝可，曾一度改变态度，主张铁路国有。――但邓孝可及部分立宪派人士的这一改弦易张，是建立在不损害立宪派人士（包括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股东们）经济利益的基础上的。

      6月7日后王人文被迫将“歌电”抄示公司，13日《借款合同》寄至成都，这直接触犯了立宪派人士的经济利益，谘议局副议长罗纶著文对借款合同逐条批驳。邓孝可一改赞成国有的态度，勃然大怒，著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骂“盛大臣卖国奴”。

      6月16日，铁路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2000多人参加了6月17日的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罗纶、邓孝可、刘生元等人先后登台演讲。反对铁路国有，坚持要铁路商办。罗纶声泪俱下、激动人心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支持，感动了维持会场秩序的警务人员。“保路同志会”当即成立，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被选为会长，副议长罗纶被选为副会长。“破约保路”的响亮口号凝聚了人心，保路同志会当天即宣告成立。不几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超过了10万人。

      但是，立宪派人士虽然有明确的宗旨，却无有力的行动措施。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身上。实施的是“文明争路”，“和平争路”的方针。很显然，立宪派人士当时并没有强烈的反清、反帝政治诉求，而主要是维权的经济诉求。这就是立宪派人士保路运动前期表现出来的鲜明特点，正因为如此，最终，导致了立宪派领导权的旁落

      应该说，立宪派人士在领导保路运动会开展“破约保路”斗争的前期工作中，无论是在发动群众和扩大保路运动声势等诸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都是应该肯定的。四川保路运动能迅速扩大到142个县，64个县都成立了保路同志分会，这对保路运动能持续、深入地开展，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只是“文明争路”，这就注定了不可能取得成功的结局。赴京请愿，并坚持绝食7天的代表被遣送回籍，川汉铁路宜万段被收归国有，清政府对保路同志会持续的高压甚至是弹压，如不改弦易张，就注定了“文明争路”只会是死路一条。。

     将孙中山“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教诲牢记在心的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秦载赓等人，早就在谋划武装起义。立宪派人士领导保路运动斗争的乏力，给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创造了绝好的机会。

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同盟会会员，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在四川广泛开展了联络袍哥组织共同革命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龙鸣剑、王天杰、秦载赓等人认为，武装起义工作已准备就绪，条件已经成熟，便于1911年8月4日，召集四川各地威震一方的袍哥大爷、民团团总，同时，是在各地保路同志会中担任要职的龙头级人物数十人，在资州古镇罗泉井，秘密召开“攒堂”大会。这次在辛亥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会议，作出了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的重大决定，它标志着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的斗争，已转向了武装斗争的阶段，同盟会的领导以袍哥组织为载体的武装起义，将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的领导权逐步转为由同盟会领导上来。立宪派领导权的旁落，是立宪与民主革命之争的必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

     保路同志军成立以后，同盟会在保路同志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决定在全川罢市、罢课、罢工之后，全川各地纷纷响应，成都更是商店歇业，学校停课，工厂停工。8月28日，保路同志会又开始酝酿发起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行动。为把握局势的发展，保路同志会每天都要召开股东特别会。在此期间，同盟会也在秘密谋划适时发动武装起义，向清政府打响第一枪。

      同盟会非常注重舆论宣传工作， 9月5日，有人将同盟会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三人起草并已铅印成传单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会场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实际上是同盟会精心安排并设计的、旨在为武装起义吹响号角的宣言书。它虽措辞委婉、隐晦，但其意却非常强硬，虽未用革命、排满等词句，但却强烈地反映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尤其是在“商榷书”中“除去自保妨碍”一款说：“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扰，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可以说，这份《川人自保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

      因《川人自保商榷书》是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会场散发的，所以，同盟会实际上就是把立宪派逼到了清政府的对立面上了。而川督赵尔丰意识到，这就是一份武装起义的号召书。他认定，这件事的幕后主谋是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及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他认为，如果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就一定能控制事态的发展。   

     9月7日，赵尔丰以朝廷已经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为诱饵，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等九人骗到总督府，把他们关押了起来。但赵尔丰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没想到，保路运动绝不是抓几个头头就能平息得了、扼杀得了的。立宪派人士在保路运动中的领导权，虽以蒲殿俊等人的被捕为标志，已经完全丧失了，但保路运动并未因此而偃旗息鼓，相反，同盟会8月4龙泉井攒堂会议取得的保路同志军的领导权，却因此而更加巩固。由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不仅将保路运动引向了深入、还将“文明争路”引向了武装斗争。

      9月7日中午，得知蒲殿俊等人被拘捕的消息后，上千徒手群众涌向总督府，要求释放被抓的蒲殿俊、罗纶等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2人，伤者无数，制造了骇人听闻、震惊中外的“成都惨案”。开枪后，赵尔丰在成都实行了全城戒严。赵尔丰认为，头头被抓，又采取了戒严措施，保路运动已是群龙无首，他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赵尔丰错误估计了形势，次日凌晨，由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在秦载赓的带领下，包围了成都，向清政府打响了第一枪。同盟会以袍哥组织为载体发起的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的保路同志军，给清廷在四川的统治以极大的震慑。从那时开始，四川同盟会的会员们就按照孙中山“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向清政府宣战，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等同盟会会员领导和精心筹划下，9月25日，荣县宣布独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同盟会领导的革命政权诞生了！“革命实为先天下”，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后期的武装斗争的领导中，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