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四川保路运动的宣传，不少人都会自然联想到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罗纶激动人心、声泪俱下的演讲，联想到张澜与赵尔丰义正言辞抗辩……不错，立宪派人士在保路运动早期的宣传的确是卓有成效的，在“破约保路”，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等诸多方面，同盟会与立宪派人士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是同盟会与立宪派人士在保路运动前期合作的基础。

     但是同盟会并不指望靠温文尔雅的文明争路方式去取得“破约保路”的成功，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宣传，将爱国、反帝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向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同盟会在整个保路运动中所采取的强大宣传攻势，为保路同志军的成立，我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的建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卓著功勋。

     在“歌电”未发至四川，英、美、德、法四国《借款合同》尚未公开前的1911年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了临时股东会预备会，会上川汉铁路公司董事长邓孝可一反常态，表示同意铁路收归国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驳意见，态度异常坚决地阐明了同盟会的保路主张即“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力主收回路权，仍归商办”。这可视为是立宪派人士与同盟会的第一次交锋。事实证明，同盟会的正确主张占了上风。6月17日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罗纶等人的演讲，实际上是完全接受了龙鸣剑等人的主张，而这一主张，起到了宣传群众、鼓动群众的巨大效果，不到10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达到10万以上。应该说，同盟会在保路运动初期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史料上称：“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人士发起的“，这个概括不十分准确，同盟会的功劳不应当忽略。

     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人，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在四川广泛联络袍哥组织的首领，共谋革命大业。同盟会会员在袍哥组织中的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不少袍哥首领都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8月4日，龙鸣剑通过名扬全川、万众威服的袍哥龙头大爷秦载赓，邀集四川各地的袍哥大爷，在资州罗泉井“攒堂议事”，包括罗子舟、张达三、胡重义、胡朗和、孙沛泽、侯国治、侯宝斋、周星五、钟岳灵等二、三十位在一方都有相当影响的袍哥首领，在关公牌前郑重宣誓，誓词中有这样几句话：“不怕满奴军威大，舍死忘生推到他（它）。还我河山才了罢，补天有术效神娲。人生总要归泉下，为国捐躯始足夸。”从誓词中我们可以看到，参加攒堂大会的同盟会会员及袍哥大爷们，抱定了哪怕是为国捐躯，也要推翻清政府封建统治的决心。

      这次会议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更名为“保路同志军”，作出了5项决定，对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作了周密的部署。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武装起义的革命进程。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导，首先敲响了葬送封建统治王朝的丧钟。孙中山先生说；“如果没有四川保路同志军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推迟一年半载的。”所以说，罗泉井“攒堂”会议召开前后的宣传，是同盟会将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引向“武装斗争”、将爱国反帝斗争引向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轨道上来的关键。

      1911年9月5日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上散发了由同盟会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三人起草并铅印成传单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商榷书”虽措辞委婉隐晦，却不乏直指清政府的激励言辞。同盟会非常注重舆论宣传工作，《川人自保商榷书》实际上是同盟会精心安排并设计的、旨在为武装起义吹响号角的宣言书。它虽未用革命、排满等词句，但却强烈地反映了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尤其是在“除去自保妨碍”一款中说：“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扰，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可以说，“川人自保商榷书”是一石激起千重浪，是同盟会精心筹划的发动武装起义的宣言，是向清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是武装起义由准备阶段向实施阶段发展的动员令。

      赵尔丰等人认为，这份《川人自保商榷书》就是一份鼓吹四川独立的“檄文”，他们对同盟会发起的这一宣传攻势感到十分震惊，不仅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9人，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直接引发了武装起义。

     成都“9.7”血案发生后，赵尔丰下令全城戒严，企图封锁“成都血案”的消息。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为了揭露清政府的暴行，将此血案真相昭示天下，号召同盟会领导的保路同志军趁时举义，便星夜缒城而出，,奔赴城南农事试验场,与同盟会会员朱国琛、曹笃紧急磋商，设计了“水电报”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快捷的宣传方式。在农场工人协助下，寻找并裁制成数百张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二十一字，并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 连夜秘密投入锦江中。“水电报”乘秋潮水涨，随江而下。各地接到“水电报”的消息后，便一传十，十传百。不少人又照样仿造，将更多的“水电报”投入江中，使“成都血案”的消息很快传遍沿江各州县。一些船工还将打捞起来的“水电报”交给当地学校的老师，老师们就将“水电报”印发成传单，带领学生到街道上去张贴，鼓励群众武装起义反清。清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下令严禁传播。但这一命令激起了四川人民更大的愤恨，“水电报”不但越来越多，而且形式也更加多样。
    “水电报”是四川同盟会及其领导的“保路同志军讨伐清朝政府及其四川的爪牙赵尔丰的战斗檄文。秦载赓在9月8日凌晨即亲率2000多名“保路同志军”将士，在成都东门，向清政府打响了第一枪；9月25日，在吴玉章、龙鸣剑，王天杰等同盟会精英们的精心筹划、组织下，荣县宣布独立，同盟会领导的第一个民主革命政权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诞生了！“水电报”及四川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极大地鼓舞了四川和各地的革命党人，同时，四川的起义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带来了先机，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一举成功，终于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
     五.荣县的革命宣传和形象宣传作用不可小觑。

     四川保路运动时期，吴玉章同志回到了四川家乡荣县。龙鸣剑、王天杰在与秦载赓部攻打成都时，请在同盟会中享有崇高威望并在广州起义时筹措军饷的吴玉章主持荣县的革命工作。吴玉章在荣县广泛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积极发动群众，按租捐款，专援义军，同时还加紧训练各乡民团，不断扩大队伍，支援前线。当王天杰率师回荣县后，吴玉章同志即率众宣布独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革命政权。荣县革命政权作为民主革命的典范，载入了辛亥革命的光辉史册。

      笔者认为，四川同盟会的会员们――尤其是同盟会的领导、骨干和精英们，他们牢记孙中山先生“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令人闻而起敬的有效宣传攻势，屡出奇招，令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者防不胜防，即使是仓皇应战，胜算也几乎为零。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宣传攻势，为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权的建立，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下了令人叹服的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