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响应民革中央【2007】25号文件，关于开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搞好政治交接”教育活动的决定，作为一名18年党龄的民革党员和省直工委主委，理应先学一步。通过翻阅、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和参加省委统战部组织的学习培训后的所思所想，汇结为一篇心得文章，供大家参考并请不吝赐教。
　　一、政党概述
　　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核心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笔者认为，要大家认同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除了弄清楚政治学上诸如政党、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等一些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外，更多的还应从我国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发生、演变的脉络来认识，才能得到合乎情理的答案。
　　从社会历史层面上看，我国政党的产生及演变与国外，特别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最早诞生政党的英国是在300多年前（1679年），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封建势力保皇派在议会上围绕一份反天主教的《排斥法案》，而分割成支持与反对的两大阵营而逐渐组织建立了“辉格党”和“托利党”（自由党和保守党前身）。美国的政党产生与英国雷同。同样是在议会上，围绕美国的“建国目标”主张国家权利应集中于联邦政府的一派形成联邦党，而主张国家权力不应过分集中，并要求在宪法中规定公民权利内容的一派为反联邦党（后分化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由此可见，催生政党的成因是“议会中不同政治意愿”之争的必然结果。但笔者认为，不能将“共同的政治意愿”简单地归结为政党产生的必然条件，政治主张不同仅是表象，其背后实则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表达。政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因为只有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度，并且产生了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平等意识，新兴的阶级或阶层才可能聚集成团，挑战封建王权。
　　中国政党的出现分别比英美迟200余年和100余年。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来考察，当时的中国尚处在封闭满清封建王朝，国家权力为皇权独揽，天下人唯“君命”是从，没有任何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两千多年的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也形成了特有政治文化；但凡反对或欲推翻皇权的人或团体组织，均会被斥为“反贼”、“朋党”、“结党营私”。因此漫长的封建社会，即便是知识分子，也形成了“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
　　中国政党的产生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封闭的国门后，才逐渐浸润慢慢萌生的。鸦片战争后，由于屡受列强的欺辱，国人艰难寻觅、思索如何救国，开始接受、学习西方国家，先期以“洋务运动”强军强国，欲保“正统”，失败告终后一些接受了西方政治理念的仁人志士，意识到国家制度才是根本。因此，19世纪末出现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他们主张采取和平手段，实行由上而下改革，走君主立宪路径，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政党是孙中山等为代表创建的“同盟会”。1905年孙中山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成立全国规模的组织。与康有为、梁启超改良派思路不同，孙中山主张以“革命”的方式达到改变国家制度之目的，随后成功地领导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同盟会后来经过分化，重组于1919年改建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右翼势力，背叛了孙中山的诸如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等政治主张，使国民党逐渐演变为一个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两次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又两次分裂。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同中国的各派民主势力形成了团结合作的关系。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产生过一些“中间党派”。1941年，主要由三党三派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正式成立。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出现第二次组党高潮，现存的民革、民建、民进、农工、九三、台盟，大都是那一时期的产物，（注：致公党先于1925年成立，以华侨等为主体），虽然当时这些民主党派，政纲不一，但都主张抗战，一致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并先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权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追踪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政党的产生、演化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经历了“洋务运动”后数十年，中国逐渐产生了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其中上层代表如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以改良的方式去改变当时国体与政体，走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其中下层代表为宋教仁、孙中山，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当时的国体与政体，重建国家制度，走议会共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孙中山等阶级背景相似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毛泽东等为代表，自接受了马列主义后，其政治主张是率领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中国中下层劳动人民，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专制独裁制度，走民主共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从以上历史人物先后建党的历程考察，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阶级性的学说，即政党都有一定的阶级基础，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党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但是，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放眼近半个世纪世界政党的新变化，笔者认为政党的“阶级性”渐行渐远，趋于淡化，其逐渐回归到其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本身的职能属性上；即反映民意、平衡和综合各阶层利益；输送政治精英；制定纲领与政策；政治资源整合与维持国家稳定及政治教育与灌输。试问现今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谁敢站出来公然代表某一阶级或阶层，发表它的竞选政纲。为了赢得选举，世间大多数政党都在增加人民福利上大做文章，他们时而提出“医改”，时而提出“教改”，时而提出新的就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不可否认，虽然他们政纲提出的初衷与结果可能是南辕北辙，但在一些国家中（如北欧），人民的确分享到了社会进步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是对自身党建的要求，也应视作与时俱进，融入世界潮流执政党所应有的概念。从摈弃阶级斗争学说（含狭隘的阶级利益），到“依法治国”、“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政纲的提出，这是为国家利益、抑或为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人谋利益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理性回归。政党本身就是为影响政治权力的行使建立的政治组织，如果这个组织行使国家权力能使中国“民富国强”，即便被人称为“全民党”，有何不可？！
　　二、政党制度概说
　　最早的政党因其表的政治主张和其里的共同利益而诞生、发展到现代，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成为了现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支柱和国家赖以发展的动力。政党既然是谋求政权或参与、影响政权的组织，那么政党与政党间，特别是政党与政权的关系以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需要一种制度规范，这就涉及到了政党制度。可以这样来表述，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从制度层面规定了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整套运转机制和运作机制。纵观世界大小不同的200余个国家和地区，除了20余个实行严格君主立宪和政教合一而没有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都存在着政党和政党政治。在实行政党政治的这些国家中，由于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及政治生态等因素的不同，各国所选择的政党制度也千差万别，从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
　　世界政党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进程，现在归结起来不外乎四种形式：1、一党制。指在国家法律层面上规定“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党执掌政权”。曾有三种类型：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一党制（德国、意大利）、非洲殖民地时期的民族主义一党制（津巴布韦、几内亚、安哥拉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一党制（原东欧各国、现在的朝鲜、越南、古巴）。2、两党制。指在一个国家中，政治上存在两个居于垄断地位而相互间又势均力敌的合法政党，他们通过定期选举，长期有组织地轮流控制国家家器和权力（如美国、英国）。3、多党制。指三个以上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制度，曾出现两种类型：其一，由于没有一个政党独占绝对优势，需要与其他政党联盟来执政（法国、意大利）；其二，多党合法并存，但一党独大，长期独掌政权（日本）。4、多党合作制。指从宪法上规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中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行的政党制度虽然也是一党独大，多党共存，但性质与西方多党制决然不同。西方政党大多以谋取政权而组党；掌握政权者称执政党，落败则称在野党或反对党，政党间无政治领导关系。同时也与现存的朝鲜、古巴、越南社会主义一党制不同。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权层面上看，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从党际关系上看，共产党是政治层面上的领导党，其他党派是辅助共产党执好政的亲密友党或参政党。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涉及国家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而变得异常敏感。当今的中国政党制度不是哪一个历史人物刻意制造的，也不是现今执政党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近代自从政党产生后，前人曾经苦苦地探索和实践过“多党制”和“一党制”。历史证明都行不通，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最终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辛亥革命胜利后，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议会制”、“内阁制”，政党合法化突破了传统政治对政党的敌视，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政党观念，于是各种政治力量掀起了中国第一次“组党”高潮，党派达300余个，许多政党因“既乏经济背景又无群众基础，固不可谓之政党，不得以政党论之”。当时总体上形成了“四党、三派、两阵营”的政治格局；四党即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章太炎牵头的统一党和梁启超一度为领袖的民主党；“三派”指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革命派、立宪派和保皇派；两阵营指所有政党都站到两个阵营，其分界点是拥护孙中山，还是拥护袁世凯。围绕议会（国会）选举，各政党运用各自的政治资源进行激烈争斗，虽然最后国民党胜出，但最终因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发生宋教仁血案，使中国第一次民主宪政的萌芽被扼杀。随着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取消议会，恢复帝制，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多党政治尝试宣告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重新采用革命政党的组织模式，形成了“以党治国”的革命政党职能的基本思想，领导国民党以期完成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使命。遗憾的是孙中山于1925年英年早逝，1927年蒋介石将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工具，建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并将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国民党为达一党专政之目的，极力扩大和加强其所控制的军事力量，并将国民党组织制度改为总裁制，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实际上，从1927年到1949年，中国的政党制度实质是“一党制”。需说明的是，抗战爆发后，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允许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合法存在，但为维护专制统治，不断地打击和迫害民主进步力量，最为典型的是“剿共”、“防共”和“反共”战略。最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反独裁、要民主、反腐败”声浪和解放军隆隆炮声中土崩瓦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催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于1949年9月21日“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成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的民主党派虽然政纲有差别，但当时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可以说中共与民主党派有更多的共同语言。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发动自卫战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破坏和平的行径。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11个）热烈响应，从而形成一场新政协运动。1949年初，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各民主党派也发表声明，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可见，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是1989年14号文件提出，更不是现在提出来的，而是在半个世纪前，新中国诞生前夕。笔者认为，如果说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在1927年以后，对共产党多持同情态度，抗战爆发，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多持联合态度，到解放战争将结束时，转变为拥戴态度，从怜共到联共再到拥共，是国人逐渐认识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过程，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这种政党制度虽然经受过反右扩大化和十年动乱的严峻考验，但多党合作制仍然坚持下来，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
　　中国近二十多年的飞速发展，经济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中国政党制度所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理由很简单，没有国家政局的稳定作支撑，“奇迹”就不可能发生。反观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在两党和多党制度下，在野的（或反对）政党，由于不能直接参与政府管理国家事务，大多数对执政党采取对立的态度，在议会中争斗不休、竞争不止，使执政党的执政效率受到极大牵制和影响。而我国的民主党派和执政党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可归结为振兴中华），这样有利于将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国家意志，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实现高效率发展和抵御自然灾害：西部大开发、三峡工程、抗击非典、建设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实践证明，这样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
　　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诚然，用事物发展的眼光来看，从借鉴和吸取世界政治文明成果来考虑，仍然有发展和完善的空间。但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下，执政党通过不断地增强执政能力，参政党努力提高参政议政水平，我们的国家将会不断开创盛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主要参考文献：
　　1、傅金铎等：《国外主要国家政党政治》， 华文出版社，2001年
　　2、郑宪：《中国民主党派建设理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
　　3、民革中央编写组：《中国参政党》，团结出版社，2005年
　　4、民革宁波市委编写组：《孙中山言论选编》，中国文华出版社，2004年
　　5、刘延东：《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独创性、巨大优越性》，《求是》杂志2006年，第13期
　　6、于小英：《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我国面临的挑战》，《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四期

　　2007年6月20日于成都